1927年人在长沙庆祝大会却不知一场军事政变即将发生

  上篇文章里说到，就在湖南农动如火如荼之际，因为很多国军高官家里也是被揪斗被审判的对象，所以很多国军高官心里对农运，对有很深的敌意。湖南军阀何健就密谋联合几个军阀准备清共。

  1927年5月1日，就在何键于汉口的秘密会议上决定要从湖南发起政变的一两天后，长沙市内举行了隆重的“五一”庆祝大会。

  由于有东边的上海“四一二”、南面的广东“四一五”大屠杀的噩耗传来，许多人的心头都蒙上一层阴影。春季的长沙气候潮湿，每天雾气腾腾，绵绵细雨下个不停，“五一”这天仍是如此。

  不过，这时城内政治气候表面上看还是热烈的，甚至在南方有“小莫斯科”之称。当天正好又是共产国际代表团访问长沙，市内所有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都在门前挂起了旗和红旗，真是一副国共合作共同干革命的景象。

  当天，在蒙蒙细雨中举行了三万人的群众大会，欢庆“五一”并欢迎第三国际代表团。除了长沙各群众团体，还有湘潭、株洲等地的进步组织参加。如湘潭女中的学生就徒步走了近百里到此参加大会，她们个个剪着短发，一身青衣黑裙，手里拿着小红旗，格外引人注目。

  在木板搭成的主席台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巨幅画像，悬着锤镰红旗。

  台中央的桌子边坐着客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几位外国人，湖南省委书记夏曦与省委几个主要干部郭亮、柳直荀等也在台上，其他的还有纯粹的党部的人员和省政府要人。

  此时李已奉调中央任组织部长，并参加五大，长沙的省委工作由夏曦负责。

  大会开始后，外国客人和省委负责人、工农代表都讲了话。那时没有扩音器，轮到谁讲话就接过洋铁皮做成的大话筒，大着嗓门喊一通。下面不断传来掌声和欢呼声，后面的人其实也听不清楚，主要是感受这种气氛。

  在会上大家喊口号式的讲话，大致都是“坚决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拥护汪主席！”“拥护唐总指挥！”“就是反革命！”所说的都是形势一派大好，骂反革命是指南京方面，对武汉和长沙当局还是一味说好话。至于眼前应该警惕些什么，则没有人注意。

  省政府的军事厅厅长张翼鹏作为代理省主席也参加了大会，此人是唐生智的亲信，过去对态度还好，可是近来的态度有变化。

  虽然他也大骂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却也责备很多事情干得太过火。随同他来参加大会的其他政府官员则完全是敷衍态度，对湖南省委的干部已绝对没了前几个月的那种合作热情。

  在解放后曾为中国“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当时在长沙以“跨党”的身份兼任省党校的秘书长，并代理校长。他经常与官员打交道，对于两党关系的变化最敏感。到了这年3月份，谢觉哉感到湖南省委与军政当局的矛盾已经很紧张。

  有一个县长公开这样说：“要就是我们走，CP来干；要就是CP走，我们来干。像现在的情况，是维持不下去的。”

  谢觉哉自己也感到，局面的确是“维持不下去”了。在参加了“五一”大会后，他感到群众团体和省委都是一派乐观情绪，就找省委书记夏曦反映，认为现在省内的形势很不妙，要赶快想办法。

  此时的湖南，有点近似于俄国十月革命前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并立的双重政权。一方面纯粹由掌握的省政府管理着民事，一方面又领导着工会、农会、妇女会和学生自治会等团体，省党部主要领导人又是“跨党”身份的干部夏曦等，所以遇到大事，谁说了也不能算数，要开两党乃至各界的联席会议。

  由于这时中国人还没有认识到参政和掌握政权的重要性，工作重点还在领导群众团体，所以在省政府内并没什么人。

  其实，随着斗争形势深入发展，参加革命政权慢慢的变成了革命逐步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新老都力图控制政权的情况下，更具备极其重大意义，但是在这个期间，中央从始至终坚持不参加政府的在野党的立场，并连续发出许多指示，严厉地批评和制止各地员参加政府的主张。

  早在1926年10月7日中央回复湘区区委的信中，便对湘区区委一再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中央采取这种保持在野党地位的政策，一种原因是由于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参加政府看作是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

  为此，中央甚至提出过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限令担任九江、永修等县县长的员立即辞职；并强调“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必全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前途缺乏正确的认识。

  四届三次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陈独秀的报告，就把建设民族资本主义看成是中国革命的最好前途。

  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进一步认为，这个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和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

  文章极力表白，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争取政权的事情，认为“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讲通俗一些，就是“二次革命论”，现在还不是掌权的时候。

  陈独秀以及中央的多数领导人没有尽力在北伐战争中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思想根据也是出自“二次革命论”。

  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基础，在于中国人从建党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并载入党的一大党章，见之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自1922年以后在公开文章中关于应建立革命军队的论述，以及大革命时期对苏俄红军建军经验的许多介绍。

  从建党至北伐期间没有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条件。自1926年北伐开始之后，党中央的文件和瞿秋白等领导人的文章中，都提出过武装暴动的准备问题。

  只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在此问题上也是“以俄为师”，其准备的暴力革命程序，也是先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合作搞“二月革命”，待消灭北洋军阀后条件成熟，再以人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推翻，搞中国的“十月革命”。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的“克伦斯基”——蒋介石辈却不待“二月革命”成功，北伐军刚刚占领长江流域，就决心清党，一个四一二大屠杀，搞得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人措手不及。

  原先准备在北伐统一全国即中国“二次革命”成功后再独立进行的武装斗争，实际上已不可能办到。

  在北伐期间，中国人虽然也建立了不少工农武装，可是缺乏基本训练，讲起来不过是“民兵”性质。党内一些缺乏军事知识的领导却为工农武装数量上的增长而自我满足，提到湖南还经常讲“在那里我们有10万大军”。

  殊不知，在热兵器时代，武力对比主要不是靠数量，而是要看人的政治军事素质、装备和组织力。湖南的工农武装既缺乏严密组织，除了长沙有千余脱产巡逻的工人纠察队外基本上没有常设武装，装备又十分简陋。

  农军差不多都拿的是梭镖，工人纠察队多数装备的是木棍。领导人的精神又在麻痹涣散状态中，遇到情况，这表面上的数量优势就根本顶不住正规军的质量优势。

  此时唐生智的主力部队都到了湖北、河南，在湖南全省只有军正规军四个团，夏曦等领导人就感到不会有什么大事。

  谢觉哉一再向他讲，我们与人家已经在农动问题上搞僵，要准备人家动武，夏曦却不以为然。盲目地认为我们有200万农会会员、10万农军、3000工人纠察队、一万多党员，当局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其实，就在长沙的“五一”庆祝大会热热闹闹，夏曦对别人的提醒不加理睬的时候。

  在汉口的何键已经确定了动手的方式和地点，当天的毛毛细雨马上要变成可怕的政治暴风雨，此时已经是“风满楼”的情形，只是那些人还感受不到……

  就在湖南、湖北的工农团体正开会庆祝“五一”之时，何键、叶琪在结束了与李品仙、夏斗寅等人的密谋后，正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行动的布置。

  虽然何键、叶琪最终决定将军事政变首先发动的地点选在湖南，可最让他们感到头痛的就是在长沙附近没他们的直属部队。叶琪的第一师可以说是离长沙最近的了，但也是驻在岳阳附近，而且正奉命准备开赴河南前线。

  如果将准备开往前线的部队向后撤，必然会引起国民政府的责问和的怀疑，并使“CP分子”加强防备，无疑将对政变极为不利。对于这一点，何键、叶琪是心中有数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动用长沙附近的军队，同时尽量找一些理由，抽调一些部队开赴长沙。

  为此，何键、叶琪召集参谋处的心腹们，商量在湖南发动军事政变的具体部署。参谋处的参谋们一听说军长、副军长最终将李品仙、周斓、夏斗寅等人说动，让他们基本赞同进行军事政变，顿时兴高采烈，便你一言我一语地拿出各自的主意来。

  有的献计说，干脆直接把部队拉到长沙，就说要休整；有的说，还是让现在驻在岳阳、长沙间的张国威将他的第八军第一师撤回长沙，让他们打头阵，我们在武汉策应。对这些主张，何键、叶琪都未置可否，没有表态。

  参谋处长史民一看何键、叶琪都没有表态，就知道这些主意虽然各有利处，但都没有说到军长、副军长的心上，便赶忙插口道：“各位的主意都不错，但是张国威到底是什么态度，恐怕我们现在还难以拿准；而我们的部队大规模后撤的可能性也不大。

  这件事我们不如分二步走：一方面，我们尽量拉拢张国威，让他在长沙起事，我们则在武汉响应；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抽调一定的军队开到长沙，以免意外发生时，我们也可单独起兵。”

  史民又接着提出：“如果我们调动正规部队撤回长沙，必然会引起国民政府和CP的怀疑和警惕，这样对行事不利。但是如果我们将一些学生队改为教导团，就说武汉驻军太多，没有适当的训练场地，将他们调回长沙，作为在湖南发动军事政变的基本力量，这样武汉政府和CP都没什么话可说。”

  何键当即表示同意史民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史民便将准备开赴湖南的教导团团长、各大队大队长的人选名单上报何键。

  何键看后，略作了点修改，最后任命他的亲信王东原任教导团团长，陶柳、晏国涛、魏镇分任各大队大队长。

  晚上，何键便紧急召见了王东原，对他吐露了事情真相，让他火速赶赴长沙，着手教导团的筹组工作。

  随后，何键又先后召见了余湘三、陶柳、晏国涛、魏镇等人，对陶柳、晏国涛、魏镇等人，何键并没有告诉他们具体实情，只是推说在武汉办学训练不太方便，所以改在长沙办学。

  但是对他的心腹余湘三，何键则交代了去长沙的具体任务，并委任余湘三作为他在湖南具体策划军事政变阴谋的代理人。

  何键之所以选中余湘三作为他在湖南策划军事政变的代理人，这不仅因为余湘三是他的同乡、同事、校友，关系紧密，不需要过多的担心遭到出卖；而最主要的是余湘三为人阴险狡诈，适合办这件事。

  余湘三和何键一样都是湖南醴陵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三期炮科。最初他在零陵镇守使刘建藩部任排长。刘死后，曾与同学何键、张国威等在醴陵组织过游击队。1920年又投靠李抱冰，任炮兵连长。在津市一带与王育寅部作战时，右脚受重伤致跛。此后，人便称余跛子。出于他对反动军阀的忠诚，赵恒惕为了照顾他，便委任他去安（乡）澧（县）担任厘金局局长。他乘此机会大捞钱财，在醴陵家乡买了大片良田。

  后来，他听说何键在北伐军中已谋得三十五军军长的高职，便去汉口投奔他。何键顾于校友、同乡和战友之情，便任命他为军部中校参谋，派到汉阳学生队任军事教官。

  余湘三平时自称不愿做官，不愿显声露名，只想谋些闲散差事，但实际上最喜欢玩弄阴谋诡计。他的这些做法，使经常和他在一起的一些军官奉承他是一个“兵家而兼有策士才”的人物。

  由于余湘三的确算得上一个善于奔走策划的阴谋家，他到三十五军后不久，这份“才华”便逐渐显露出来，并很快就得到何键的赏识，成为何键所豢养的一个主要反动谋士。在军中，他是个“摇羽毛扇”的人物。

  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人的意识，在湖南的农动冲击下，同何键一样，这个家有良田几百亩的余湘三也是满脑子封建地主思想，对怀有刻骨仇恨。

  每当学生队举行“总理纪念周”，恭读总理遗嘱时，他都极为反感，会后多次发表反动言论，说：“背孙大炮那一套，真是活见鬼！”

  学生队的政治教官在给学员讲农动课时，他也乘机捣乱，责问教官：“你左一个‘武装农民’，右一个‘农民武装’，究竟怎么一个武装法？”

  因为他和何键的这份亲密关系，臭味相投，外加上他的阴险狡诈和鬼点子多，何键才选中他作为自己在湖南发动军事政变的全权代表。以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余湘三的确没有辜负何键的赏识之恩，为何键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尽了犬马之劳。

  王东原在何键召见后的第二天便赶赴长沙。一到达长沙后，王东原即按何键的旨意，迅速在小吴门外设立了教导团团部，着手教导团的筹组工作。

  按照事先制定好的计划，教导团下属三个大队。第一大队负责招收初中毕业生数百人，组成两个步兵中队和机枪、步炮兵各一个中队，限于暑假期间招足人员，由魏镇任大队长；第二大队尽速招收新兵，组成步兵四个连，于学院街第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成立，由陶柳任大队长；第三大队由晏国涛任大队长，在一、二大队成立后再视情况成立。

  5月初，何键命令余湘三和魏镇率领汉阳学生队新毕业的四十多名学生赶赴长沙，作为发动军事政变的骨干力量。

  在余湘三和魏镇赴长沙前两天，何键让人用自己的专车将这两位心腹接到军部，作临别前的最后一次指示。据魏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这是何键第一次以如此严肃的态度向他交代任务。

  当时由于风声较紧，所以何键并没有直接说明这次去湖南的任务，只是一再向他和余湘三强调：“你们到长沙以后，最要紧的是掌握住部队，要使自己部队的刺刀开口，免得军情紧急时措手不及。要格外的注意留守处的安全，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要和留守处共存亡。这是你们的责任！”

  由于魏镇对真相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对何键的话还是半懂不懂，余湘三见此情况，在去长沙的车子上，又郑重其事地将何键的意图，对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现在湖南的农民协会和工人纠察队凶得很，我军学院街后方留守处储存有不少的子弹，还有些大炮和炮弹，恐怕暴徒抢劫。

  军长很不放心，又不便抽调前方的部队去保护，因此，特命教导团在长沙成立，以保护留守处的安全。这样做，顺情合理，不露半点形迹。我们到长沙后要好好干！”

  余湘三的这番话才一语点破梦中人，虽然何键和余湘三始终不曾明言其所谓“顺情合理，不露半点形迹”究竟是啥意思，但是魏镇这时对他们的阴谋已经算是心中有数了。

  余湘三和魏镇到了长沙后，见闻所及，深感到湖南工农革命运动的声势比武汉更为壮大。这种形势使魏镇的内心交织着恐惧与不满之情，对何键所交代的任务，不免有些动摇；而余湘三谋叛的意志，却更加坚决和迫不及待了。

  当他同王东原、晏国涛和魏镇商量教导团招兵问题时，多次明确说不惜以身家性命，同拼到底。

  按照原订的计划，何键最初企图拉拢驻在长沙、岳阳间的张国威部队，充当叛变的主力。

  5月12日，何键派三十五军陶广部经理科长黄慧僧，携带他致张国威的密信和一笔巨款，专程来到长沙见张国威，商谈此事；同时让余湘三予以协助，极力促成。

  何在致张的信中，对发动军事政变的作法作了详细布置，主张先用便衣枪兵偷袭革命机关，随即出动正规部队，借维持秩序为名，掩护便衣枪兵，包围、捣毁这些机关，并乘机扩大事态，举行公开清党的叛乱。

  当时任湖南省政府军事厅长兼代主席的张翼鹏也是湖南醴陵人，曾任保定军校战术总教官，后任唐生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参谋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同何键、余湘三有同乡和师生之谊，交情甚厚。

  余湘三奉何键的命令，将何的清党阴谋告诉张，并让他出面拉拢张国威。这个代省主席对在湖南的活动早就怀恨在心，马上一拍即合，决定支持何键的行动。

  省内的最高长官愿意参加密谋，可是何键预定拉拢的驻岳阳附近的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不干。虽然何键对张国威以巨款相诱，又让余湘三和张翼鹏亲自出面拉拢。

  但是张国威由于与何键私嫌较深，不愿为其利用；同时他对唐生智的态度也不摸底，不敢承担这次反革命政变的罪责，所以便以其部队主力已开往岳阳为由，对何键的请求婉言谢绝。

  张国威的拒绝，对何键的阴谋是一次沉重打击，顿时使这些政变的密谋者们不知所措。何键恼羞之下，开始考虑回师长沙，亲自发动叛变。

  为了寻求支持，何键又找到李品仙，对他明确说说：“湖南已经被共产分子闹得天翻地覆，如果你我再不尽快把他们铲除，我们自己的命则要被他们革掉了！”他竭力规劝李品仙和他一起回师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

  可是李品仙却不愿冒此风险，极力劝阻何键先忍耐一时，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先赴河南北伐，等胜利回师后，再联合其他三个军的将领，向唐生智表示“清共的愿望和决心”，争取唐总司令的支持。

  李品仙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还一再表示届时他将去找对唐生智极有影响力的那个酒肉和尚“顾老师”，请他和大家一起请愿，那时唐生智必能同意。

  何键见李品仙极力反对自己的计划，也不好再持己见，只得同意他的计划。5月13日，何键率领三十五军奉命北伐河南，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叛变计划，在部队开发的同时，他密令余湘三等人在湖南尽早想方设法发动叛乱。

  余湘三接到何键密令后，也一一时没了主意，因为他缺少充当打手的部队，政变如何搞法呢？

  这时，驻在长沙的部队只有第四集团军的一个警卫团和李品仙的第八军教导团。虽然警卫团下属四个营，兵力最强，但由于这支部队受唐生智直接指挥，而兼任长沙卫戍司令的团长周荣光又是唐的亲信，所以余湘三不敢贸然前去拉拢。

  李品仙的第八军教导团所部又全是新兵，很难单独有所作为。而原来打算作为发动这次政变基干力量的三十五军教导团虽然早已扯开旗号，但招收新兵的计划这时还远远没能实现。

  余湘三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又去找张翼鹏商量对策，想请他以湖南代主席的名义调周荣光团的警卫团听用。

  张翼鹏对何键的叛变阴谋，虽然衷心赞同，对余湘三的奔走策划也极力支持，但由于同样摸不清唐生智的真实态度，而周荣光又是唐直接指挥的部队，怕他到时不但不同意，还将秘密泄露给唐生智，把自已给出卖了，因此也不敢下命令要周荣光来充当政变的主力。

  余湘三见拉拢上述驻长沙部队发动政变的计划一时难以实现，而何键在前方又不断来电催促，便转而同王东原、晏国涛和魏镇商量，决定还是由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来承担政变的主角。

  为了尽快将教导团成立，王东原等人以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随即加快了招募新兵的步伐。

  为了让魏镇更加死心踏地地卖命，余湘三便又假借何键之令让魏镇担任后方留守处主任，负责招收新兵的任务。

  魏镇对这个任务感到很为难，忍不住问余湘三：“没有上面的命令，能自行招兵吗？”

  “这个擅自招兵买马的责任，万一出了事，将来谁来替我们背？”余湘三则安慰他说：“这件事有军长替我们顶着，张翼鹏又是我们知交，你还怕什么？”

  在当时湖南的革命高潮下，在乡下招兵要事先通过农民协会才行得通，在长沙城招兵也得通过国民政府，所以很难像过去那样把旗子一竖，就可招来成百上千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余湘三、魏镇等人为此事疲于奔命，但实际上仍无兵可招。

  就在余湘三等人已感无技可施之际，恰巧陶柳遵照何键临行前的密令，从汉阳带来了两百多名老兵，赶到长沙，这一下便解决了余湘三等人发动政变急缺兵源这一大问题。

  陶柳到长沙后，余湘三马上就改任他担任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并以他带来的老兵为基础，成立了三个连，作为三十五军教导团的基干队伍。

  这样一来，原来自行招兵买马的计划，也就显得不那样紧迫了。并且余湘三对学生带兵的作法一向就表示怀疑，担心因此混进共党分子。陶柳也坚决反对另行招兵起事，“现在时机紧迫，如果要靠招好了兵再来发动，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因此招兵的事就此搁置了下来。

  虽然这批老兵解决了燃眉之急，但余湘三等人仍很清楚，要想马到成功，必须动用正规部队。如果单靠三十五军教导团这几个连的兵力，就想发动政变的话，显然是不够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再行招募反革命打手了。